字体类藏书票

在古代，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尤其受到珍视，并与其所处的时代相契合。

在现代书法中，笔作为书写工具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无论是芦苇笔、金属蘸水笔，还是野禽羽毛笔。令人着迷的、尚未落笔的纸面，以及笔与纸接触时无可比拟的感受，始终激发着创作的冲动。人们仍在探索书法作品新的表现手法与构图方式。现代书法运用计算机技术，却几乎丝毫没有冷落宽头笔。如今，毛笔、墨汁、颜料与计算机可以自如地共存。

有一点毋庸置疑：优美而清晰的书法，只有凭借艰苦的努力和才华才能实现。所运用的手写字体承担着不同的任务，表现着不同的主题。书法构图中的每个字母、每个装饰元素，在藏书票的整体中都具有特定的功能，无论它是书写、绘制还是用制图工具勾画而成。对此必须理解、感受并加以运用。现代书写技法显著改进了藏书票书法创作的方法。书写所用的工具，以及承载文字的材料表面，都会对字形产生很大影响。所用材料的特性赋予字母独特的形态。即使是最常用的材料，即纸张及其肌理，也能启发创作者选择某种书写技法与结构。

内容与形象性一样，是书法构图设计的出发点之一。字母及其组合能够形成象征性或寓意性的形象，显示藏书者的性格以及藏书票的归属。但构图的情绪基调必须始终保持在造型构思与形象结构的框架内。书写的色彩与肌理能够突出并增强艺术表现力。字体类藏书票是字体艺术家创作活动的一个方面，也是藏书票艺术中研究最少的领域。藏书票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创作者与藏书者的趣味、风格和文化修养的印记。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代精神、艺术追求，以及制作时所能达到的技术水平。接触藏书票艺术，需要广博的学识，以及对这一艺术门类的认识与理解。

现代字体类藏书票依然是富于动感的信息载体，是传播当代文化与艺术的积极媒介，也是一种学习与研究的形式。

要分析字体类藏书票作为书法艺术家的创作是如何萌生并成形的，就必须再次回顾它的历史，仔细追溯其发展。这一发展必然与社会现象、传统，以及其创作者即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相联系。

藏书票艺术萌芽于中世纪，走过了数百年的历程。德国通常被认为是藏书票的故乡，自古以来，那里就有为个人拥有的贵重物品加上标记的习俗。

在遥远的中世纪，书上的题记通常以Ex libris开头，这句拉丁语的意思是“出自藏书”。其后是书籍所有者的名字与姓氏，或图书馆、修道院的名称。书籍在当时十分珍贵，大封建领主、富商或修道院等藏书者，都用自己的标记来标识书籍。这有助于保护藏书，防止被盗。“ex libris”这一表述在各国藏书票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俄罗斯藏书票上，除“ex libris”和“ex bibliotheca”外，还能见到“出自藏书”“出自收藏”“出自图书馆”等题记。

藏书票与书籍一道，走过了数百年的历程。在它的历史中，藏书票反映了复杂的历史现象、思想与时代，呈现了形形色色的同时代人。作为绘图与版画的一种形式，这种小幅作品既承载文献资料，也承载图像资料。它揭示了各个时代的文化、传统及其发展规律。

藏书票作为书籍与藏书者之间的纽带，始终是其所处时代的见证。通过艺术家的创作构思，它展现藏书者的特质，传达有关其个性、活动、兴趣，以及藏书特色的信息。

藏书票按内容分为三类：纹章类、情节类和字体类。

1 纹章类藏书票遵循一定的纹章学准则。时至今日，它们仍是认识和研究新纹章的工具，并有助于厘清家谱。

2 情节类藏书票。最早的藏书票通常在装饰性边框中包含纹章或花押元素。后来，情节类藏书票可以由风景、肖像、室内景象、象征性物品，或展现藏书者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特定事件的场景构成。

3 字体类藏书票，按制作方法分为：

- 由艺术家或工匠刻制，并以作者原版印制的藏书票。旧式“文泽尔”（源于波兰语，意为“结”）花押藏书票也可归入此类。这类藏书票将姓名首字母交织在一起，配以华丽的边框，与书籍和建筑装饰或装饰性花环相呼应。

- 书写后以印刷方式复制的藏书票；

- 绘制成字母组合形式的藏书票，即以名字与姓氏的首字母构成图案，再将图样转印到石版石或锌版上；

- 排字印制的藏书票，即用印刷活字排出文字，再配以纹饰小图、装饰或印刷花饰。这类活字排印藏书票的构图朴实，却有说服力，简洁而富于结构感。艺术家不参与其制作，一切取决于排字工的经验与趣味。

按在书上施用的方式，藏书票分为：

- 直接绘制在书上的藏书票；

- 粘贴在书中的作者印本；

- 粘贴在书中的印刷厂印本；

- 用金属雕刻印章或橡胶铸制印章钤印的藏书标记。

最早的藏书标记属于抄书人，他们直接在书上写明此书归某人所有。后来，人们开始用花饰与手绘装饰来修饰这样的题记。

手绘藏书票没有广泛流行，因为这种方式只能满足小型藏书的需要。随着印刷术和大型私人图书馆的出现，刻版印制的标签取代了手绘标记。这种与书籍分开制作的印刷图像，被粘贴在书封内侧，成为现代藏书票最早的雏形。

与印刷藏书票同时出现的还有外封藏书标记。它是在书封外侧压印的纹章、花押式字母组合或徽记。外封藏书标记制作在皮革或羊皮纸书封上，除文字外，还配有艺术图像。

书法藏书票的创作过程是一种神奇的活动，不仅涉及书写技法与能力，也涉及艺术家融入所塑造形象的能力。他需要找到在联想上更契合这件小幅作品主人的字素与结构。在这方面，必须保持克制与分寸。只有经验丰富的艺术家，才能在书写藏书票、表达自我时享有一定的书法自由。这当然取决于他的技艺纯熟程度、精神内涵，以及对表现对象的兴趣。同时，内在的文化修养会使他不致破坏创作者与委托人之间的联系。

手写藏书票是指用任何书写工具手工完成的藏书票，例如羽毛笔或芦苇笔、宽头笔或尖头笔、毛笔或直线笔、木棒或圆珠笔等。它要求书法艺术家接受扎实的训练，既要研究手写字体的历史，也要掌握实际创作技能。

以宽头笔书写的藏书票最为流行。正是这种笔，曾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并推动了字体家族的创制。手写藏书票给人的印象是一件轻松而迅速完成的小幅作品，但其背后却是大量的劳动与技巧：既要善于运用不同工具，以获得特定的视觉效果，也要善于选择笔尖，使藏书票的艺术表现更加丰富，让藏书票与藏书者更加契合。

字体类藏书票在上世纪60年代迎来繁荣，当时投身这一领域的名家包括R. 拉韦达和O. 费伊尔（奥地利），G. 奥特和G. 塔格（德国），A. 古尔斯卡斯和A. 格德米纳斯（立陶宛），O. 梅德尼斯（拉脱维亚），E. 戈利亚霍夫斯基、G. 克拉夫佐夫和G. 拉特纳（俄罗斯），以及V. 托奥茨和P. 卢赫捷因（爱沙尼亚）。

维卢·托奥茨在塔林创立的学派，以及阿尔贝尔塔斯·古尔斯卡斯在维尔纽斯创立的学派，对书法藏书票产生了巨大影响。书法传统开始复兴。优美书写的艺术始终由老师悉心传授给学生。展览中开始出现学生们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字体类藏书票的新探索。藏书票成为静观欣赏的对象。它唤醒想象，激发新的视觉情感，引人走进藏书者的性格世界。人们开始将它视为一件书法作品，一份献给藏书者的致意。它可以作为独立的艺术作品存在，其中的文字远不止是一连串排列在一起的书法符号。

在现代字体类藏书票中，历久弥新的传统书法占据着应有而显著的位置。时代与新的书写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小幅平面艺术作品的构图结构与面貌。创作出的字体类藏书票变得更加富于动感、情感与迅疾之势。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时代的脉动、节奏与风格。

技艺精湛的学生中，涌现出A. 古尔斯卡斯学派的阿尔吉斯·克利什亚维丘斯和明达乌加斯·彼特鲁利斯，以及V. 托奥茨学派的海诺·基维哈尔、斯文·凯鲁斯和列奥·基塔斯克。汉努·帕阿拉斯马阿在书法藏书票领域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他自认为是V. 托奥茨的学生。这位来自芬兰的字体艺术家，以传统书法为基础，为众多文化艺术界人士创作了肖像式藏书票。他的字母字素经过精心锤炼，端正而纯净。字体的形态与色彩契合藏书票主人的形象。背景时而平静，时而充满动感。这位艺术家卓然自成一格，因为他以自己的风格和技法创作了四百余件字体类藏书票。

在摩尔达维亚，字体类藏书票艺术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萌芽。当时举办的共和国级和国际藏书票展览竞赛推动了这一进程。字体类藏书票的委托人则在很久以后才开始出现。到那时，艺术家伊利亚·博格德斯科和阿列克谢·科雷布尼亚克已经创作出字体艺术作品。字体文化吸引了格里戈里·博森科，随后也吸引了他的学生安德烈·瓦西里耶夫、瓦列里·赫尔茨和弗拉基米尔·舍伊科。他们开始持续创作字体类藏书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油毡上刻制藏书票，而A. 瓦西里耶夫和V. 舍伊科则使用数块“版”制作，即创作彩色藏书票。摩尔达维亚艺术家的字体类藏书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级展览中。

例如，1982年10月，基希尼奥夫举办了首届字体类藏书票展览，展出了72位艺术家的230件作品。80年代，共和国已有约二十位艺术家从事字体类藏书票创作。在艺术学院，学生们也开始按照教学大纲创作书法藏书票。一些艺术家开始专门从事字体类藏书票创作，并非偶然。这些藏书票以书写或绘制的方式完成，再通过印刷复制。90年代，随着人们对藏书票的兴趣普遍衰退，对字体类藏书票的兴趣首先开始消退。如今，在共和国仍积极从事这一创作的，只有G. 博森科。

推动当代藏书票运动的活跃，讨论藏书票的地位与作用，并延续创作传统，将会取得积极成果，使字体类藏书票发展出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