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总不会空着

纪念碑的设置地点应由城市总体规划确定。

（关于基希尼奥夫市部分纪念碑的思考及历史回顾。）

基希尼奥夫于1818年获得城市地位，此前被认定为一个市镇。

当时，城内共有10座广场。它们通常形成于入城处街道与道路的交会地带，主要用于贸易。当时城内最大的广场有：“老广场”（最古老的一座，从比克河渡口及马扎拉基山丘向山坡上方延伸（今天的G. 维耶鲁林荫大道）；“红色商铺广场”（设有商贸院落，位于如今中央市场的地段）；“牲畜集散广场”（后来称丘夫林广场）；“干草广场”（共和国体育场一带）；“德国广场”（今天的“迪纳莫”体育场）；“站前广场”等。

“主教座堂广场”（又称“阅兵广场”）逐渐形成了基希尼奥夫的主广场。城市中心核心区的建设历经不同年代。其相对的两侧，矗立着主教座堂、钟楼及都主教府的建筑。1840年，首都的第一座纪念建筑“凯旋门”正是在这里出现的，它的建造象征着俄罗斯战胜奥斯曼帝国。

基希尼奥夫市的第二座纪念雕塑，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什金的青铜半身像（雕塑家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佩库申）。这座雕像于1885年设立在“公共”公园。该公园在存续期间，先后更名为亚历山大公园、普什金公园、什捷凡·切尔·马雷公园。这座当时被称为城市花园的公园，依照建筑师亚历山大·约西福维奇·贝尔纳尔达齐的设计建成，四周围以花边般精巧的铸铁栏杆。不明白负责为首都街道和各处地点更名的委员会，为何没有恢复它最初的名称，却把这座19世纪园林艺术的纪念性作品冠以什捷凡·切尔·马雷之名。

A. S. 普什金纪念像值得单独谈谈。它由市民捐款建造，因此属于他们权利继承人的财产，也就是今天首都市民的财产。所以，任何一届当局都无权随意处置这样的纪念雕塑。1953年，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的纪念像被移至公园中央，与1957年在公园内开放的摩尔达维亚文学经典作家林荫道处于同一轴线上。这组雕塑群的中央步道两侧，12座作家及社会政治活动家的青铜半身像，安放在红色抛光花岗岩基座上。共和国最优秀的雕塑家创作了这些半身像，整条林荫道在雕像的布置、尺寸和基座方面均经过精心推敲。它成为市民和首都来宾喜爱的休憩之地，但后来增设的肖像雕塑所构成的“延伸部分”，却只让人遗憾：这些“头像”的外形尺度、大小以及创作者的技艺水准各不相同。经典作家林荫道的这一部分，更像是城市墓园，而非公共休憩场所。

第三座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纪念碑，雕塑家仍是A. M. 奥佩库申。它于1886年设立在公园入口处，也就是今天经典作家林荫道的起点，一直矗立到1918年。很少有人记得，这个地方曾经立过一座I. 斯大林纪念像（直至1956年），它是从农业学院入口广场移来的。该学院如今是艺术学院，位于A. 马捷耶维奇街。

1949年，为纪念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25周年，建起了V. I. 列宁纪念像（雕塑家S. 梅尔库洛夫，建筑师A. 舒谢夫、D. 图尔恰尼诺夫）。纪念像基座周围修筑了花岗岩平台，庆典期间用作政府检阅台。这座纪念像的设立，标定了共和国主广场的位置。

1947年，在去世前两年，我们的同乡阿列克谢·舒谢夫制定了战后基希尼奥夫的重建规划。这位建筑大师的创新构想，是放弃基希尼奥夫中心街道的矩形路网布局。他建议开辟三条“射线”，分别朝向青年大街（现G. 维耶鲁林荫大道）、斯库良卡和蒙切什季。三条方向线都将汇聚于比克河，河流经整治后将成为水量充沛、两岸设有花岗岩滨河堤岸的河道。同一座凯旋门将成为城市构图的中心与轴线。舒谢夫从主教座堂公园向比克河打通了一条大街，战后人们称之为“舒谢夫射线”。舒谢夫的功绩在于，他确立了城市规划轴线，开辟了城市中心广场（此前这里只有一条街道经过）。阿列克谢·维克托罗维奇还打算在凯旋门两侧设置柱廊，陈列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中的军事装备。后来，L. 格里戈拉申科在这里呈半圆形布置了花岗岩石板，标示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发展的重要阶段。

这座主广场上有一个地方，总是“空不下来”。以设立和拆除纪念碑的数量而论，这一小块地方打破了一切纪录。按时间顺序来看，情况如下：1914至1918年，这里矗立着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纪念碑；1918至1939年，则是罗马尼亚国王费尔迪南德一世纪念碑。1940年，苏维埃政权临时设置了一幅用胶合板制作的世界无产阶级领袖V. 乌里扬诺夫的形象。1941至1944年，罗马尼亚当局将其替换为什捷凡·切尔·马雷雕像，后者是从公园旁的历史原址迁来的。1949至1991年，这里又立起了V. I. 列宁纪念像。V. 列宁纪念像拆除19年后，2010年，在这座已更名为大国民议会广场的广场上，竖起了一座共产主义也就是斯大林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其形态是一块墓碑。世界上没有哪座首都的广场上立着墓石（克里姆林宫的卫城除外）。在市中心设立纪念碑，应当是为生者祈福，而非为死者安魂。城市广场上会树立政治人物的纪念碑，人们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这些人物，但在国家的中心广场上立一块墓碑，实在荒谬！为何没有人就此征询首都市民的意见？这件杰作的作者是谁？又是依据什么批准设立的？

但是，如果顺着事情的逻辑推下去，这里，在同一座广场上，还应该再立一块石碑。如果第一块让人想起遭斯大林强制迁徙的5万人，那么第二块就应当让人想起被I. 安东内斯库将军杀害的30多万人。

也许只需要一座“小礼拜堂”，让人可以追思致敬，独自静立，而它也应当设在适合这种用途的地方？

近些年来，共和国主广场又改过多少次名字：胜利广场、列宁广场、大国民议会广场。

基希尼奥夫的主街不也一样吗？它曾五次更名：19世纪40年代以前称百万街；随后直至1877年称莫斯科街；直至1919年称亚历山大街；直至1940年称亚历山德鲁·切尔·邦街和费尔迪南德国王街；1952至1989年以列宁命名；今天则是什捷凡·切尔·马雷林荫大道。

一批人上台，改；另一批人上台，又改。仿佛1918年签署的人民委员会法令《关于拆除为沙皇及其仆从树立的纪念碑，并拟订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碑方案》永远活着，盘旋在共和国上空。为纪念改变俄罗斯的伟大变革，人民委员会决定：“凡为沙皇及其仆从树立、且在历史或艺术方面均无价值的纪念碑，应从广场和街道上拆除，一部分迁入仓库，一部分用于实用目的。

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专家找到了，废旧材料的利用也运转起来了。这一切都源于文化素养的匮乏。

纪念碑的设置地点应由具有指令性质的文件，也就是城市总体规划来确定。规划中应预留可以设置纪念性构筑物的地点。当需要设立某座纪念碑时，由投资者、社会组织或私人出面，通过市政府取得设置许可。根据具体对象，确定纪念碑所在区域和尺度，后续细节则在详细规划（PDP）中规定。这座以私人资金建造的纪念碑属于私人财产，任何人都无权侵犯；这些钱既非国家资金，也非纳税人的钱，因此无论“红派”还是“白派”，依法都不能将其拆除。

如果国家希望动用预算资金修建纪念碑，就应当履行相应的民主程序。首先，要为这座纪念碑举办方案竞赛，由具备专业能力的评审团评议，再提交市民审议，因为正是他们通过缴税来支付这个项目的费用。把两个投票箱并排放置，里面“投票球”的数量，就能表明市民是否喜欢这个方案，是否愿意为它支付自己的钱。否则，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民主制度？

基希尼奥夫只有两座这样受到“保护”的纪念雕塑：第一座，如前所述，是A. S. 普什金半身像；第二座，是G. 维耶鲁林荫大道上的共青团员英雄纪念碑（作者为雕塑家L. I. 杜比诺夫斯基、建筑师F. P. 瑙莫夫，1959年），它为纪念那些在争取摩尔达维亚自由的斗争中牺牲的年轻爱国者而建。这座纪念碑由共和国青年发起，利用星期六和星期日义务劳动所得的资金建造。

在历史地点设置纪念碑，尤其需要审慎。我曾与艺术史学者K. 乔巴努一起，担任火车站大楼前“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纪念碑”第一轮竞赛方案的评议人。我在意见中指出，这座车站的站台并不是历史上押送受镇压者出发的地点。我曾与被流放的人交谈，他们说，当年是在靠近维斯捷尔尼切内区和雷瓦卡车站的站台被押送走的，而不是从基希尼奥夫火车站的站台出发。1948年重建的基希尼奥夫火车站（建筑师L. 丘普林），在市民心中唤起的则是完全不同的联想：出差和旅行，去敖德萨、索契和克里米亚度假。车站前整片街心花园的建设方案，看起来像一处纪念园。居住街区中央的一座哀悼花园？……纪念建筑群通常应设在居住区以外，人们可以在那里安静地独处，沉浸于悲伤的回忆。

我曾参与共产党行政大楼（现议会大楼）前广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纪念碑的设计。这组双人雕塑的方案曾多次提交审议。最终，雕塑家L. 杜比诺夫斯基在纪念碑自身的比例及其与空间、建筑的关系方面，找到了有说服力的解决办法。

在纪念性艺术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让纪念碑在环境中得到和谐的安置。它既不应妨碍附近的建筑，也不应给这些建筑造成压迫感。因此，在建筑环境中设置纪念碑时，总是由两位创作者共同合作：建筑师与雕塑家。

当然，“地方总不会空着”的原则完全错误。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之父”的原址上，一定要出现另一座在意识形态上截然相反的自由纪念碑？先前纪念的是一批使人摆脱奴役的解放者，如今又要在同一个地方，立碑纪念另一种解放？那么，后来的人还要为他们自己的解放立碑吗？这样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也许是时候放弃这种做法了？应该回到总体规划，凭借专业判断选择合适的地点，而不是临时起意、凭直觉行事。何况，这份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本来就有专门章节，阐述建筑布局、城市轮廓与景观。

苏联时期，市执行委员会设有城市副总建筑师一职，任职者同时是城市总美术师（今天，这一职位应当称为城市总设计师，负责城市环境设计）。这位总美术师制定并负责城市的思想艺术环境布置，也就是公园、街心花园、纪念碑、招牌和城市节庆装饰，恰恰就是如今任其自流的那些事务。

每一座建筑或纪念碑都应受到著作权保护。1975年落成的“Eternitate”纪念建筑群，也应置于同样的法律框架之内（最初名为军人荣誉纪念园，后来称胜利纪念园），雕塑家为A. 迈科、I. 波尼亚托夫斯基，建筑师为A. 米纳耶夫，他在1966年的竞赛中胜出，并以专业的方式实现了这一项目）。这座纪念园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为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摩尔达维亚和基希尼奥夫而战、并在战斗中牺牲的军人而建。可到了2006年，既未宣布方案竞赛，也未经任何建筑艺术委员会审议，整个纪念建筑群突然以“重建”为借口被彻底改造。原作是一件景观建筑作品，其构图由五座碑柱组成，以浮雕表现五年的战争。建筑群的最高处是以金字塔形聚拢的风格化步枪，高达二十五米。在下方的构图中心，燃烧着长明火。

那么，那里究竟重建了什么？不过是在园区内添了些小亭子、小钟，又在草地上摆放了一个硕大的荣誉花环，通常长明火就燃烧在这样的花环旁。更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何要用一道极不协调的围栏，将这片公共场所围起来。围栏的建造同时使用了球形灯、民间风格的石花、以金属表现的地毯编织元素、古典主义元素等。用一句话说，就是“大杂烩”！一座20世纪60年代的纪念建筑，变得不知所云。它失去了原有的简洁和纪念性。

如果在城里走走，还能看到许多在纪念性艺术创作方面很值得玩味的东西。例如，向西走，就会来到“瓦利亚-莫里洛尔”公园的主入口，迎面是一块大石头，上面立着一个硕大的基督教十字架，与主广场上设置的那块石头相仿。但据老居民讲，恰恰就是这个地方，在战争初期发生过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枪决。向北走（G. 维耶鲁林荫大道，原雷纳什捷里伊林荫大道），在共青团员英雄纪念碑后面，又有两座纪念碑：一座纪念奥林匹克运动会，另一座纪念Delfiada 2004。再往下，还计划设立G. 维耶鲁纪念碑（设置这座纪念碑的竞赛已经举行）。短短二百米范围内，纪念碑是不是太多了？

向南走，来到“Gaudeamus”电影院，在它的后院，距离争取苏维埃政权战士纪念碑二十米的地方，设有一座潘·哈利帕纪念碑。例如，以我的建筑师眼光来看，这座纪念碑的安置方式和建筑设计缺乏说服力。也可以向东走……那里同样会是这番景象！

我们轻易地更名、改造、迁移和拆除，以为这些行为不会给自己招来后果。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句箴言所说：“不要用手枪向历史开火，因为历史会用大炮向你还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