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普拉赫藏书票中的加告兹民族文化：《俄罗斯藏书票杂志》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拉赫于1945年出生在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科姆拉特市。他毕业于基希尼奥夫市以I. E. 列宾命名的共和国美术学校，以及以I. 费奥多罗夫命名的利沃夫国立印刷学院。

这位艺术家创作了约一百幅以加告兹当代文化为主题的藏书票。其中许多藏书票献给加告兹文化与民间文学艺术相关物品的收藏者和保管者。

彼得·弗拉赫的作品曾在以下展览中展出：纪念苏联成立50周年的全苏“各民族大家庭的藏书票”展览（1972年，维尔纽斯）；全苏藏书票展览（1972年，利沃夫）；摩尔达维亚藏书票展览（1973年，莫斯科）；全苏“为了我们和平的幸福”藏书票展览（1974年，维尔纽斯）；“图书75”国际展览（1975年，莫斯科），以及在基希尼奥夫市举办的共和国展览。

如今，这位艺术家在科姆拉特市（摩尔多瓦共和国加告兹地区）生活和工作。

弗拉赫于七十年代出现在藏书票展览上，令人感到意外。从展出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围绕自己发现并深切体会到的单一主题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也可以看出，这位绘图与版画艺术家的创作发展既一以贯之，又浑然自成。彼得·弗拉赫的所有微型作品均采用油毡版画技法创作。多年来运用这一方式刻版，使艺术家得以深入研究和理解其特性与特点，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彼得·弗拉赫熟悉本民族的装饰与实用艺术，将其中的元素融入自己所有的藏书票。这些平面性的微型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完整统一的构图处理和精湛的技艺令人着迷。

微型作品中的图像，如同艺术中常见的情形，承载着精神内涵，体现着关于文化与生活、学识与品味的一整套观念。艺术家保留了藏书票与藏书家的收藏特点、品味和爱好之间的传统联系。

弗拉赫的藏书票倾向于象征主义。其中，藏书票的内容不仅通过通常的形象化方式得到表达，就连画面平面的处理风格本身，也成为表达对票主的认识的一种形式。

对于这些艺术家中的一些人而言，此类探索只是创作中的短暂经历，并未实质性地触及其艺术的根基。对于弗拉赫而言，这却成为信念所系，并贯穿整个创作历程。也就是说，从艺术家发展的各项主要特征来看，他的创作符合艺术直觉的本性。因此，若说弗拉赫的藏书票与独具特色的加告兹艺术创作探索相联系，并不会有错。在他的版画中，他与民族文化所形成的母题、手法和形象表达方式相互呼应。在微型作品的造型活动中，这些主题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必要谈及构成彼得·弗拉赫创作最重要特征之一的一项长处，即表现藏书家形象的能力，而且这种表现绝非抽象泛化，而是深具个人特质。遵循这一原则，艺术家赋予藏书票以象征意义。他在题材中集中展现两个层面的发展，并以两种表现手法与之对应：第一个层面是真实的主要对象，经过具体化处理，被置于第二个兼具肌理与意义的层面之中。这一造型主题作为背景贯穿所有藏书票，仿佛将戏剧中的“贯穿行动”原则转化为“贯穿图像”原则。为民族志学者Yu. V. 波波维奇、M. 马鲁涅维奇、S. 库罗格洛，以及贝沙尔马村加告兹历史民族志博物馆创作的藏书票，便属于此类。

80至90年代的藏书票探索，可以归结为对另一些风格手法的理解与思考。这些单幅版画依然采用相同的正面构图，却已不再使用肌理。其表现力每次都呈现出不同的意味。构图以对线条和形态的独特处理吸引观众的注意。与此同时，这已不是我们在艺术家早期创作中常见的那种带有具象形态和复杂肌理的传统构图。古典母题在这里获得了另一种诠释，其中可以辨认出绘图的功力和民间艺术的气息。它转化为具有象征本质的种种表现。这一世界通过造型得到思考和呈现，有时体现为经联想折射的形象，有时体现为具体的物件。虽然这里没有直接的类比，风格化处理也相当隐晦，但它仍然营造出一种必要的整体精神感受，而这种精神又与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环境相联系。由此产生了一种隐喻，将文学与视觉艺术传统同创作者当下的世界感知连接起来，形成一条传承的脉络。这些印制发行的藏书票依然以独创性、装饰性构图处理和清晰利落的刻版见长。

P. 弗拉赫仍然用雕刀在油毡上刻版，他的作品始终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特质。从这些微型作品中，可以读出静默与饱含情感的沉思。艺术家自己确立了创作立场。他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其中蕴含的形象结构，旨在将图像提升至象征的意义。尽管他的每一幅版画在题材上都简洁朴素，新的藏书票仍蕴藏着未来作品、未来微型创作的种子。作者依然与民间母题、民间艺术手法，以及整个绘图与版画艺术史所形成的创作方式相互呼应，尤其是与木面木刻版画的风格相呼应，这一风格在众多大师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彼得·弗拉赫是一位来自装饰与实用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其艺术活动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研究。他的创作仍有待艺术史学者分析，但现在已经可以说，P. 弗拉赫的艺术作品在加告兹的视觉艺术文化中占有重要而显著的位置。